吳瑞君委員認為，提升生育率需要一個過程，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為現階段重點目標。澎湃新聞記者 鄒佳雯 編輯 孫駿

2023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如何優化我國現階段生育政策、應對我國人口的趨勢性變化，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農工黨華東師范大學委員會主委、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助理吳瑞君擬提交《關于完善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化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提案》。

吳瑞君是人口學領域的專家，她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生育問題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兩類來探討。“目前，針對生育內驅力不足的‘不想生’等問題，針對性的措施其實非常有限。”吳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個孩子都不想生，誰會在乎三孩補貼？但補貼和政策體現的是一種導向，是需要的。” 因此她談到，現階段生育政策等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解決“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顧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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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育率要重點關注“想生不敢生”群體

“人口的負增長更多的，不是一個數量的問題，而是體現在少子化和老齡化并重的情況下，它對經濟的消費模式、增長方式，包括對我們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百姓的生活質量提升的影響。” 吳瑞君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吳瑞君解釋，生育主導型的人口負增長要分為分母效應和分子效應。從分母效應來講，出生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因為育齡婦女的人口數量的減少，很多到了適婚年齡的青年不婚不育。因此她曾提出“三多三少”的現象：“三多”就是晚婚晚育多、不婚不育多、丁克家庭的數量多，“三少”是適婚年齡的人口減少、有效的生育時間減少、25-34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人口數量減少。

分子效應就是指很多人不想生，以及想生的人不敢生。“針對生育內驅力不足的‘不想生’等問題，針對性的措施其實非常有限。”吳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個孩子都不想生，誰會在乎三孩補貼？說到底，不想生的這個人你再怎么激勵，短期里可能也很難達到他真正的需求，但是我們說發補貼、出政策需要嗎？也是需要的，這體現的是一種導向。”

吳瑞君提出，因此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解決“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顧慮上。“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可能是因為一些客觀因素，比如經濟負擔、家庭里沒有老人帶孩子等有顧慮，這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務均衡化、均等化，包括還要提升優質的教育資源，能夠滿足或者解決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顧慮和問題，尤其是要提升他們的養育能力，構建一個生育友好型的社會。”

從生育的角度，還應確立重點目標等。“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較低，但是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我們現在在落實三孩政策，但從目前比較有效的、現實的生育目標來講，我們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為現階段的一個優先的重點目標。”吳瑞君說。

2022年8月，國家衛健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切實解決家庭后顧之憂。吳瑞君指出，各地政府積極響應，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實和展開，但從實施效果看，相關政策在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頂層設計和整體性、體系性不足，以及家庭和性別視角缺失等問題，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化的政策體系尚未有效形成。

頂層設計和整體性、體系性不足，家庭和性別視角缺失

將問題具體而言，吳瑞君認為，一是頂層設計不足，一些制度性的制約因素尚未有效解決。比如，子女入學仍與戶籍掛鉤，租售同權尚未有效實現。因購房、落戶和子女入學相互關聯，即使結婚不買房，但只要生育就必須買房，這無疑加劇了青年育齡家庭尤其是流動人口家庭的生育養育負擔。“這些制度性障礙的有效破除，需要頂層設計，不能僅依靠地方探索。”吳瑞君說。

二是一體化考量的系統性和整體性不夠，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問題較為突出。從縱向的生命周期來看，普婚社會的婚嫁和生育相互關聯，需一體考慮。現階段針對青年群體婚姻推遲和結婚難問題的支持措施非常匱乏；從橫向的政策分類來看，目前主要強調“想生不敢生”問題且重在物質激勵，而針對生育內驅力不足的“不想生”等問題，針對性的措施非常有限。

三是部分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別視角，存在操作難或支持不力等問題。從家庭視角看，即使配偶繳納了生育保險，未就業婦女或靈活就業婦女依然無法享受生育津貼。對城鎮雙職工家庭的隔代照料、生育多孩住房緊張等問題，也缺乏相應的家庭支持措施；從性別視角看，女職工的產假一味延長，存在不利于女性就業與生育平衡發展的問題，男性配偶的陪產假（護理假）和育兒假非常有限且難以有效執行。

現階段政策著力點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

對此，吳瑞君委員談到，按照群眾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應長遠結合，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部門協同，現階段政策著力點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為其減負賦能，提振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具體對策建議有五點：

第一，同步推進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和底層邏輯。吳瑞君認為，應加強頂層設計，優化與戶籍掛鉤的入托入學和其他福利制度，逐步將“穩定工作、穩定住所、穩定收入”的外來常住人口子女納入城鎮社區0-3歲普惠托育服務。允許丈夫參保的全職太太或靈活就業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貼。此外，鼓勵地方政府結合實際探索特色政策措施，及時評估和報告實施情況，總結推廣好的案例和經驗做法。

第二，一體考慮婚嫁和生育，前置積極性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吳瑞君在四個方向上給出建議，如在高校開設《戀愛婚姻家庭》等課程，通過共青團、婦聯的組織優勢鼓勵適婚青年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婚姻家庭文化，形成正確的婚姻家庭價值取向；在經濟發展新格局中大力促進青年就業，提高其對未來和維持生活方式的信心，促進結婚和生育意愿；在政策支持下發展公益婚介機構，建設婚戀市場，鼓勵適齡結婚；保障未婚生育權，但不鼓勵不支持未婚生育。

第三，構建家庭友好政策體系，增強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能力。一是，按照遞進式差異化的補貼思路，實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補貼，同時，提高個人所得稅教育專項扣稅比例和返還強度。二是，適當延長男性配偶的陪產假和育兒假。三是，在配置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時，適當向有困難的多孩家庭傾斜，給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貸款利率優惠。四是，按人口新變化及時調整教育資源空間布局，均衡發展優質教育資源，有效落實“雙減”政策，減輕家長的教育焦慮。

第四，強化性別視角，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降低生育機會成本。吳瑞君建議，可制定實施“生育友好型”企業認證制度，在企業年檢、項目引進、貸款稅收等方面給予激勵，營造生育友好的就業環境。此外，探索實施夫妻共享的育兒假，可強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兒假的1/3，減輕女性育兒負擔，提高女性尤其是職業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終生育水平。

最后，面對生育內驅力不足的“不想生“人群，吳瑞君提出，建議弘揚中華傳統優秀婚育文化，改革福利制度，提高生育內生動力。以清明節祭祖等儀式活動、家庭家風建設、媒體宣傳等為載體，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設之中；加強家庭養老、孝道文化等宣傳，突出孩子的情感和文化價值，科學認識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此外，逐步改革福利制度，激發青年群體的社會責任分擔意識，提高生育的內生動力和使命感，緩減“不想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