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亞茹工作照。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劉洛洛梳洗的繁育犬。宋雨昕在豬場拍的照片。

設想一下，假如你寒窗苦讀12年，在高考的獨木橋上“卷”贏了多數人，成功進入一所“985”或是“211”，在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你對于未來的期望會是什么？

(資料圖)

再設想一下，假如你畢業后，拿著大學4年辛苦刷來的4段實習、6個獎項和遙遙領先的績點排名，順利來到一家令人艷羨的企業，當你坐在明亮的大落地窗前打開公司新配的筆記本電腦時，你對于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又會是什么？

“人往高處走”，這似乎是多數人主流的期待。但也有人在辛苦爬到高點時，選擇“順流而下”，他們用自己的故事講述了一件事：考上北京大學的“張華”，也可以選擇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無論是否會有“光明的未來”。

逃離“狗屁工作”

從一所“211”大學畢業后，宋雨昕來到一家廣告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試用期8折，沒有社保。工資每月分兩次發放，一次在下個月的20日，另一次在“不確定的更晚的時間”。直到離職后，宋雨昕還在努力討要這份“不確定的工資”。

廣告公司，加班是常態，但更令人難熬的，是加無意義的班。看似辭藻華美的方案，只需將“區位”“圈層”“文化”等術語拼湊組合，通過“簡單地經驗化復刻”，便能生產出一篇足以交差的萬字長文。

作為一名廣告從業者，宋雨昕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方案中什么是“對市場有效的”，因為她真正的服務者只有甲方，甲方滿意，一條文案就結束了。

工作，除了在收到工資的那一刻之外，對她而言似乎失去了意義。于是在工作半年后，她為自己放了一場“寒假”，來到了養豬場。

耶魯大學副教授大衛·格雷伯在其著作《毫無意義的工作》中將這樣的工作定義為“狗屁工作”（BullshitJobs），即“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

他還特別指出：“‘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領工作，那些從事‘狗屁工作’的人常被榮譽和聲望圍繞，他們被認為是有成就的人，但是他們內心知道，他們什么成就都沒有。”

劉洛洛也曾從事這樣一份工作。作為一名設計師，她卻無法提出屬于自己的創意想法，“你所有的內容產出都是運營或者上級領導給你的，他們想做成什么樣子，你就要做成什么樣子。簡單來說，你其實只是一個工具人。”

通常情況下，劉洛洛做一張圖的時間只需要一兩個小時，而剩下的時間，則需等待上級層層審核把關，經歷漫長的溝通修改，而最后的改動“可能只是一個數字”。

壓倒劉洛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老板的一次談話，內容是批評她“最近效率變低了”。但事實上，劉洛洛已完成了自己該有的工作量，由于公司里其他人做得更多，所以在老板眼里，劉洛洛就成了偷懶的那一個。

“這就是內卷。”劉洛洛受夠了這一切，決心逃離辦公室，成為一名寵物美容師。

在寵物美容的集訓課堂上，劉洛洛接到了一只“像從糞坑里牽出來”的繁育犬，它存在的目的是交配、生產，再把小狗拿給“主人”賣掉。

后來劉洛洛花了近一天的時間梳洗這只繁育犬，疏通它的每一個毛結，洗去所有污垢，為它剪了個“美美的造型”，看它在自己手里從臟兮兮的小狗變成毛發蓬蓬的可愛模樣。

她覺得，這比做設計工作時更有成就感。

美麗新世界

宋雨昕對豬場的工作也算滿意。

豬場的生活區和生產區嚴格分離，作為內勤的宋雨昕大多數時間只需在生活區活動，只有出欄的時候才需去生產區幫忙清點。

上班第二天，宋雨昕7點多便到崗，卻被告知下午再安排工作事宜。她坐在辦公室里，“寫了會兒日記，背了會兒英語單詞，看了半部電影。”

中午，負責交接工作的員工前來叮囑了一聲：“下午睡到自然醒就好。”但宋雨昕沒有午睡習慣，在床前轉了一圈后，還是選擇坐在工位上，等到下午3點半，這位員工才姍姍來遲。

從前在廣告公司上班時，宋雨昕基本需要“隨時待命”，經常半夜也會接到同事的工作電話。但在豬場，每天下午5點半食堂準時開飯，同事們一起吃完飯后便再無工作安排，年輕人會聚在一起打游戲，年長些的則會相約打麻將。

宋雨昕不再焦慮。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嚴格分割，下班后，宋雨昕獲得了充足的自主時間，她不需要擔憂“做了一件事就沒時間做另一件事”，她可以任性地選擇“都要”。

豬場坐落在遠離市區的一座山頭上，抬眼能看見遠處的叢山綿延不絕。宋雨昕把照片發到朋友圈，引來了一眾朋友的艷羨，她有時覺得自己不像工作，更像“度假”。

豬場日子雖然悠閑，但也有尷尬時刻。某天，豬場來了一位從集團總部派來的負責育種的技術員，他意外得知宋雨昕和自己是校友，有些納悶，問她：“為什么會來這里工作？”

宋雨昕不知道怎么回答，含糊過去。對方卻替她找好了理由：“你是過年先在這里過渡，年后再找其他工作吧？很正常，能理解。”

宋雨昕表面應下，心里卻不自覺地想，這份工作對她而言并不是什么很差的選擇，但在大多數人眼中，她與豬場的相遇只是生命中一個意外的插曲。

對于康亞茹來說，“干收銀”確實是一個意外。

康亞茹本來在一家互聯網大廠做新媒體內容，但由于受不了“耗盡心血的持續性輸出”和“為了數據寫違心的內容”，她選擇裸辭。

2022年8月離職后，康亞茹本想考個駕照休息兩三個月，在“金九銀十”的時候重新上班。但到了10月，疫情起伏，招聘網站上仍在開放的崗位少得可憐，康亞茹連投了好幾份簡歷都沒有回聲。

起初，康亞茹“寧可當無業游民也不愿打工”，覺得自己作為大學生“怎么能干這種活呢”。但眼瞅著銀行卡里余額變少，如何解決明天的溫飽，變得頭等重要。

偶然中，康亞茹在自己常用的超市App上看到了兼職招聘，她尋思“這不是正好能減肥么，還能掙錢”。就這樣，她開啟了自己的收銀員生活。

最開始，康亞茹并不適應。收銀工作不讓玩手機，需要從早上9點站到晚上10點，中間只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盡管康亞茹身體素質不錯，她依然站得腰酸背疼。

但很快，康亞茹找到了這份工作的樂趣。

不能玩手機？正好。做內容工作時，她每天被迫在網上接收良莠不齊的信息，早就厭煩了垃圾內容的侵擾，現在正好樂得清靜。

站一天很累？正好。以前每天睡前，康亞茹腦海里都填滿了她需要完成的KPI，現在，身體雖然勞累，大腦卻得到了放松，每天回家只想睡覺，根本顧不得花時間胡思亂想。

工作內容也很精簡。從前坐辦公室時，除了應對本職工作的壓力，她還常需與不同的部門“扯皮”，花大量時間開會，“聽領導講一些沒有意義的目標”。在超市做一名收銀員則簡單得多。康亞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著自助收銀的顧客不要跑單，下班后清點自己收了多少現金、給客戶拿了幾個袋子。目標明確，訴求清晰。

同時，康亞茹還感覺自己正在與真實的生活重新建立連接。早上9點的超市里有很多老人，康亞茹有時會和他們聊天，聽他們說些家長里短的事情。這是曾經在格子間里的她很難想象的。

第一次收到新版100元紙幣時，她以為自己收到了假幣，特地用驗鈔機驗了一遍。還有5角錢，如果不是做收銀員，康亞茹都不知道它現在已經推出了銀色的。

她還喜歡在工作中觀察人。她發現進超市采購的大多都是女性，一個人拎著兩三大包東西，有時會遇見夫妻倆一同采購的，“結賬的時候，很多男的在旁邊玩手機甚至都不愿意幫女的去撐一下袋子。”有“表現良好”的男性，康亞茹就會在心里默默給他們點贊。

李楚翹對此也有共鳴。他本職是在互聯網大廠做內容，因為愛好騎摩托車，便選擇在工作之余兼職送外賣。

送單讓他看到了以前從未接觸過的世界。他曾經以為外賣騎手都不太愛說話，但當他穿上外賣服，沉默的騎手開始主動和他搭話，問起“你送幾號樓，今天賺多少錢，哪賺得多哪賺得少，哪塊的小區門衛盯得更緊，哪個小區有電梯”。李楚翹因此“發現了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

還有點外賣時常見的“各國料理”，原來都在共用同一個后廚，“都是預制菜”。他還發現檔口里有人會叫賣騎手餐，大約五六元一份，他嘗了一次，感覺“非常難以下咽”。

有一次，李楚翹去一個小區送餐，出來時找保安問了一下路，保安卻回道：“你個送餐的你跟我耽誤什么時間。”他突然對外賣員的角色有了強烈代入，憤怒回懟道：“都是賺苦力錢的，你難為我干什么？”

康亞茹曾經對體力工作者存有“高位者對低位者的憐憫心態”，但真正接觸后，她發現他們身上有一種非常真切的快樂。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很知足。快過年時，同事們聚在一起討論去哪里紋眉、去哪里美甲，還有酸奶檔口的阿姨給自己買了一個2萬元的金手鐲。這給康亞茹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其實我們就只是看著體面，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兩萬元買金手鐲。”

康亞茹的同事里，很多人年初來北京找工作，干一年到春節時可能就會辭職回家，年后再找下一份工作。康亞茹羨慕這種“自由感”，因為對于一個白領員工而言，辭職總是很難的。斷繳的社保、簡歷的空窗期與未知的業態行情，束縛住他們的腳步。

“理性的牢籠”

在豬場工作3個月后，宋雨昕選擇了離開。

豬場的工作是很閑適，但閑適無法解決所有焦慮。關于未來、金錢、現實，各種問題依然不斷徘徊在她的腦海里。做這樣一份“幾乎沒有發展前景”的工作，意味著需要一直在封閉的養豬場里拿同樣的薪水，而她還是希望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何況豬場的工作也不總是美好。豬場遠在郊外山區，不方便通熱水，冬天時宋雨昕的雙手長滿了凍瘡。而到了二三月春耕時節，農村用水量增大，豬場有時會斷水。宋雨昕只能被迫從池塘里抽水，用帶有魚腥味的水洗漱。

還有工人之間同吃同住的生活，一方面這讓她感受到辦公室難以體驗到的親密連接，但另一方面，外人對自己個人生活的強烈介入，常令她感到不適。

從豬場離職后，宋雨昕重回廣告行業，而這次，她不再有勇氣離開。

在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句“孔乙己文學”：“學歷不僅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其背后的含義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既無法滿足自身對理想工作的期待，卻又被過往的光環所縛，難以彎下身做一些更為基礎的工作。

簡歷是職場人身上的“長衫”。曾經的宋雨昕能夠有勇氣辭職去豬場工作，是因為她剛工作半年，身上穿著的本就是一件“破破爛爛的長衫”。而在現今她已然工作兩三年的節點上，再讓她作出同樣的選擇，她想的是“以后該怎么辦？怎么回到所謂的正軌來？接下來該怎么規劃自己的職業發展？”她開始擔心自己“脫下的‘長衫’再也穿不回來了”。

康亞茹在超市工作兩個月后也同樣選擇了辭職，開始著手尋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斷繳的社保和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她必須直面現實。但至少她不再焦慮了，過往4年高壓的職場生涯教會了她一個頗具現實價值的生存道理：“焦慮也是一天，不焦慮也是一天，焦慮除了浪費自己的時間和情緒內耗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但終究，體力工作只能是白領們的一場短暫選擇，在短暫的休息過后，他們還是需要重回自己的生活。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莊家熾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現代白領工作和流水線工人沒有本質的區別，每個人都是高速運轉的機器上的某一個環節。因為科層制的核心，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跟具體的個人脫節，使得機器離開某個個體之后依然能夠正常運轉。我們發明出了這套高效的機制，但最終卻把自己給關了進去，陷入“理性的牢籠”之中，難以脫身。這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

但在莊家熾看來，“宋雨昕們”的選擇已然象征著一種進步，它至少意味著現在的年輕人不再滿足于簡單的溫飽需要，而開始思考自身的權益問題以及工作的價值。但他同時指出，這種“逃離”與“反叛”終究是一種“奢侈”的做法，更多的人可能仍在考慮“面包”，而無暇思考其他更多的可能。

他認為，對于那些背負“孔乙己長衫”的人，應抱有更多的理解，因為他們也只是“社會單一的價值觀”以及“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受害者。

今年預計新增高校畢業生1158萬，許多人將其看作就業市場新添的壓力，但莊家熾認為，他們是新鮮血液，避免國家陷入如日本的用工荒，“我們應該思考怎么把大量勞動力，適配到他們更適合的領域或國家更需要的領域上”。

劉洛洛已經決心徹底逃離“白領工作”，選擇成為一名寵物美容師。在下決定之前，她給自己安排了一場為期3個月的旅行，她一個人騎著摩托車繞著廣西和云南轉了一大圈。旅途中，她跟著當地的少數民族朋友在田野間散步，眺望廣袤的梯田，晚上拿著吉他唱歌，去朋友家喝酒，聊天，一天就這樣過去了，“原來生活可以這樣簡單”。

（應受訪者要求，宋雨昕、劉洛洛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裴思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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