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亞拉的故事很簡單。一個非洲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用11年獲得了中醫本碩博學位，成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醫博士。他在四川幾家中醫院工作過，也在云南的鄉村服務過麻風病人、艾滋病人，還自發做了10年的鄉村醫生培訓，累計培訓了3000多名鄉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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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國的39年里，他的故事又很難用幾千字講完：他幾乎走遍了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個村莊，他的車5年就開了37萬公里，在紅河州多急轉彎的盤山路上，他出過多次車禍。他到過1998年長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的救災現場，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正在抗洪的長江大堤上。2000年年初，每次他到紅河州那些“缺醫少藥”的村子，找他看病的人會排成長隊，他會被至少10個人圍住，從早坐診到晚——迪亞拉醫生來者不拒。

迪亞拉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4年秋天。那時，20歲的他和11名同學從西非的馬里共和國出發，經巴黎、印度轉機，花了兩天輾轉抵達北京。當晚，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滾燙的熱水”。

如今，迪亞拉59歲了。他熟悉的中國方言比很多中國人都多，包括北京話、粵語、四川話、云南話，還有一些哈尼語和藏語。以至于他流暢的普通話夾雜一絲“四不像”的怪異，不管在南方北方，聽者總說他的口音來自異鄉。

1997年，當在四川讀中醫博士的他愛上四川姑娘楊梅、想和她結婚時，楊梅父母反對說，“誰知道他在馬里有沒有結過婚？”人們對他的祖國馬里共和國的了解，遠不及他對中國的。這種差異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日益加深。

迪亞拉生于醫生世家，很小的時候，就住在父親做院長的醫院院子里，經常旁觀父親看病。從父親那里，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無論至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明白從醫要“愛他人如愛自己”，“只有這樣，才能體會病人身上那些傷痛”。

他說醫生服務的是“眾生”，不是中國人或馬里人，他形容自己是“地球村的村醫”，作為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治好眼前的病人，無論對方來自哪里。

關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轉折，很多時候他用“緣分”“直覺”來解釋。例如，起初他有去蘇聯的留學機會，但他放棄了，后來又趕上了來中國的項目，所以來了中國；到中國之初他在北京學習普外科，但他覺得普外科當時給留學生設置的課程太簡單——他是以全省第一的成績從馬里的醫學院畢業的——于是轉學中醫。很小的時候，他就見過中國醫療隊在父親的醫院給病人針灸；做鄉村醫生培訓，是因為發現一些鄉村醫生基礎太差，他覺得不得不做；而后來救助的許多病人，則是通過和他保持聯系的學生們，出現在他面前。就像迪亞拉自己所說，他做這些并非有意為之，只是“一件事引發另外一件事”“剛好見到了”。

他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本科時，班上還有幾個外國人，但學中醫需要讀醫古文，沒多久，其他人就走了，只有一名同學堅持到畢業，但沒再讀中醫碩士。

迪亞拉碩士畢業時，馬里的教育部門不愿意再資助他讀書，認為他該回國工作了，他卻覺得自己還沒學透，靠著家里的接濟、在醫院值夜班賺來的加班費自費讀了下來。他沒和家里人說過教育部門停止資助的事，最困難的時候，全身上下只剩下5元錢，連飯也吃不上。這時候，馬里突然打給他一筆過去的獎學金“欠款”，他幸運渡過了難關。

他剛工作時，見他是外國人，沒有一個病人找他看病，隔壁診室排著長龍。他在第四天有了第一個病人，病人從他診室跑出來質問前臺：“我不是掛的中醫嗎，怎么是個黑黢黢的人？”迪亞拉挽留她：沒有效果，我不收一分錢。

后來，他的病人越來越多。但又面臨另一重矛盾，病人多，獎金卻少，有一次，拿到的獎金只有另一位同事的四十分之一。院長多次來找他談話，說他給病人開藥太少。第三次來找他，他辭職了，開病人不需要的藥，違背他的價值觀。

失業后，迪亞拉醫生通過無國界醫生項目進入云南鄉村。待了十幾年，很多的邊界在這里漸漸消弭。2000年年初，云南一些鄉村經濟條件差，西藥和醫療器械匱乏，迪亞拉帶著人就地找草藥，教當地人用中醫就地取材來治病。在一個村子，他搜尋幾百種草藥，可治療當地70多種常見疾病。

在鄉村醫生培訓班，他則更多地教基礎的西醫知識，從人體構造講起，教醫生們外傷縫合、打針，降低輸液率。有時他會被村民圍觀，有人懷疑過他是否有“特殊目的”。但也有村民以為他只是來自高原的某個少數民族。不少人問他，中國人的體質和馬里人有什么不同嗎？他總說，人類的身體都是一樣的，只是環境不同，隨環境產生了不同特征。后來，根據少數民族習俗，甚至不少村民拜他做“義父”。

迪亞拉醫生要與村民頑固的習慣習俗斗爭。在一個村子，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狹小窗戶的黑暗房間，人畜共處，極不衛生。但長期習慣很難改變，當地政府請迪亞拉來幫忙勸說。迪亞拉對村民開玩笑：知道我為什么不愿意來你家嗎？進來你們就看不見我了。

2000年年初，迪亞拉醫生來到云南的麻風病村時，這些村子已與外界隔絕20多年。即使做傷口清理時，迪亞拉也從不戴口罩、手套，怕刺痛麻風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經，加重當地對麻風病人的歧視。麻風病損傷神經，有病人下肢腐爛，為防止蟲鼠啃咬，用塑料布纏了一圈又一圈。有一次，迪亞拉把一位70多歲老婦小腿上的塑料布解開，用手清洗、消毒，身邊隨行的人聞到氣味都散開，跑到遠處。他曾見過一個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關在豬圈里。他們和防疫站站長做了思想工作，最終把男孩背了出來。迪亞拉以這個故事為原型，排演了一部話劇，請當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做演員，在廣場上演出。

有一天，迪亞拉培訓過的鄉村醫生來找他，告訴他村里有個孩子的臉被某種蟲子叮咬，從鼻子到上顎，開始變黑、腐爛。迪亞拉沒見過這種病，他聯系專家，幫他免費做手術。但孩子的家長不愿參與，迪亞拉嘗試了三次也沒成功。其中有一次，他終于說服孩子父親帶著孩子來昆明，安排好了車來接，但父親在車抵達昆明前下車，孩子自己來到昆明，走丟了。

準備做手術的醫生沒等來患者。迪亞拉后來通過派出所，在收容所找到了那個男孩。手術最終也沒做成功。迪亞拉曾把這個男孩帶回家，把自己年幼的兒子嚇哭了。迪亞拉的兒子總跟著他下鄉，嘗盡了奔波之苦，后來他說，長大了堅決不做醫生。

同學李勇記得，大學期間的迪亞拉善良單純，“對于中國的一些人情世故和社會陰暗面不了解”，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幫別人，也曾被人賴上，被騙吃騙喝，“吃了虧他也不知道，我和他講了他才明白。”

而在另一些人看來，迪亞拉的性格有非常“硬”的一面。迪亞拉的農民朋友郭永建說，迪亞拉有時候去下鄉趕不回賓館，會搭帳篷睡在野外，隨便吃點方便面。妻子楊梅則記得她發現話費收費不合理，都會和通信公司打電話，把費用明細搞清。

做鄉村醫生培訓時，迪亞拉籌款，包攬了所有村醫的路費、住宿費、伙食費，提供工作服、藥品和書籍，他怕不提供路費人家不肯來。學員是要靠地方政府組織參與的。培訓采取封閉式管理，課程安排很滿，每周都要考試，不及格還要補考，學生壓力很大。有的學員已經做了10年村醫，但是在迪亞拉的培訓上，才從“一個系統一個系統”的教學中，了解了人體結構原來是這么復雜。

在云南，迪亞拉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一同出去吃飯，最多只能點與人數相等的菜加一個湯。他也會站在餐廳里監督學員不要倒掉剩飯。即使是現在，他的眼睛總會注意到人走了卻還沒熄滅的燈。

曾有人議論，這是因為他是非洲來的，沒過過好日子。實際上，迪亞拉說，在馬里，1970年他們家就擁有一輛路虎汽車。郭永建這樣理解他對節約的追求，“把錢省下來，用在該用的地方，使每一分錢都沒罪過。”

有一次，他們倆花了“一頭牛的價錢”請人吃飯，客人沒吃幾口就走了，他們和服務員打招呼，說不要倒掉飯菜，他們從前門送走客人，又從后門偷偷回去，把飯菜打包，帶回去給鄉村醫生培訓班的廚師和學員。

妻子楊梅覺得他把耐心更多給了病人、學生，在鄉村醫生培訓班上，很多學員印象最深刻的瞬間，是有人突然端來大蛋糕，給當月過生日的人集體慶祝的時候。當時，迪亞拉出主意，欲揚先抑，先作勢要批評他們，讓幾個人站到臺前，最后端來蛋糕，給他們一個驚喜。有學員說，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過生日。

而楊梅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她生日，自己提了，迪亞拉才去買了個禮物。在聚會場合，總有人找他現場看病，迪亞拉也不拒絕，有一次楊梅本來和他挨著坐，后來被擠到了一邊。

迪亞拉不喜歡拿世俗的標準和人比。結婚時，他找了很多人力三輪車，鋪上紅布、裝扮得很漂亮去接親。“別人都是豪車，那個豪車有什么意義？我們要和別人不一樣。”做鄉村醫生培訓的幾年，他們從成都搬到云南省蒙自市，當時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一個紅綠燈。他們在那度過了經濟最困難的幾年。楊梅說，一度吃飯的錢都緊張。

迪亞拉和楊梅有兩個孩子。兒子兩歲時就隨父母去了蒙自。在幼兒園，兒子總是哭著不想上學，后來楊梅才知道，因為膚色，他在學校受到了同學區別對待。但兒子不會表達，總是哭。女兒讀幼兒園時，被同學說過“皮膚黑”，還有同學家長說她，“在媽媽肚子里就被太陽曬黑了”。楊梅覺得難過，給孩子講，“所有皮膚的人都是上帝造的”“哪怕你皮膚不一樣，你還是人啊”。后來，他們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讀國際小學。女兒讀書時，要交1萬多元的學費，他們拿不出，迪亞拉找了一些翻譯的活兒賺錢，每晚坐在桌前翻譯到很晚。

為了做公益，迪亞拉曾四處找錢，維系各種社會關系。他有時候會和自己幫助的人說，“你們是小乞丐，我是大乞丐。”那些飯局上，他的話不多。他幾乎滴酒不沾，有一次為了敬酒喝了3小盅白酒，晚上給郭永建打電話說，“老郭，我摸不到墻了”。

雖然分屬不同大陸，但馬里和紅河的緯度接近，常見的動植物相似。哈尼族有種傳統食物叫哈尼豆絲，制作方法、味道和馬里人的一種食物幾乎一模一樣。看到這些的時候，迪亞拉會想到家鄉。楊梅只隨丈夫回過一次馬里。但因只是短暫停留，且語言不通，和當地人的交流維持在表面。她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城市臨近尼日爾河，她吃到了好吃的羅非魚。在那里，她才明白迪亞拉為什么不喜歡把肉切成肉絲、肉片的川菜做法，因為在馬里，人們吃肉都是大塊大塊的。

在那里，他叫Diarra Boubacar。“迪亞拉”是他20歲時才有的名字，他的母語是法語，也會英語、西班牙語。1984年，中國的留學生接待人員聽了他的名字后，寫下這個音譯名，從此這成為他在所有場合的中文名。云南紅河的鄉村醫生們熟悉“迪亞拉醫生”的故事，但對那個叫Diarra Boubacar的人、那個有1000多萬人口、盛產黃金和芒果的西非小國，他們知之甚少。

1986年，在廣州中醫藥大學，李勇第一次見到他，他著一身華貴的馬里傳統服飾，給李勇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迪亞拉因獲得第七屆中華慈善獎，被邀請至中南海，工作人員通知他要“穿正裝”。

“我說我沒有正裝。我覺得正裝應該一是有民族特色的，二是很有意義的東西。”最后，迪亞拉穿著云南少數民族村民給他做的馬褂，去接受那個屬于他的榮譽。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