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生心態受害者”是一個怎樣的小組？或許你會疑惑，好學生作為從小被老師、父母夸獎的對象，怎么會變成受害者？

可點進小組，就像開了魔盒，這里陳列著各種各樣的“好學生病癥”：“我是被父母老師嚇大的”“我習慣于盡可能壓抑自己每個細小的需求”“爸媽說我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我真的不敢拒絕別人

(資料圖)

2019年，靳成從內蒙古某工科院校畢業，來到一家鋼鐵廠工作。

在此之前，靳成自認為自己是個好學生。中學6年，他的成績從未掉出過全班前十。但在靳成的心里，好學生不僅要成績好，更要聽話。

“一旦別人給我一個指令或建議，我就要把它當成命令。”當順從和聽話的觀念在心里扎了根，靳成發現，自己變得越發無法拒絕別人的請求，有些時候，即使內心極其為難，靳成也要試著去完成別人交給他的任務。

一開始，靳成認為“好學生心態”是一個積極的推動力，可以幫助他完成學業目標。在好學生心態的激勵下，大學剛入學時，靳成一直保持系里前30%的成績。

不久后，靳成發現身邊的同學并不將心思花在學習上。他甚至不用付出很多，便可以收獲還不錯的成績。放松、偷懶、擺爛的心態像泥潭一樣將他吸入其中，靳成開始報復性地逃課。

這時，靳成發現自己即使請假，也必須按照學校的規章制度走流程。“我不能接受自己不交假條、不與老師請假，就無故缺席某堂課。”靳成從班長那里要來很多蓋了公章的空白假條。每逃一次課，他便在空白假條上寫明編造的原因，交給班長，再由班長轉交給教務老師。

事實上，學校規定如果連續未交假條不上課或連續4周請假，學生必須在退學和休學中作出選擇。

就這樣，靳成“主動”選擇了休學。曾經的優等生如今卻落得休學的結果。他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點發蒙，但也不知道問題的關鍵出在哪兒？

其實，這種“好孩子”的想法并不少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人類學家吳燕在一些村莊做田野調查時發現，中國人的教育可以概括為一種權威式教育，這種教育多強調孩子的順從。但對外順從、聽話的背后是對孩子內心本能需求的壓制。某種程度上，順從并不被允許探索自我內心，也很難找到真正的興趣所在。

畢業后，靳成在一家鋼鐵廠做辦公室行政工作。由于鋼鐵廠一線工作危險且多發事故。靳成開始反思，如果有一天他被領導叫去一線進行現場工作，那么一味地“順從命令并執行，是不是一種教條主義的錯”？

這也正是靳成加入豆瓣“好學生心態受害者”小組的契機。

我不敢犯錯

與靳成一樣，隱匿的“權威觀念”像烙印一樣打在劉暢身上。多數時候，面對“權威”的要求，劉暢不敢忤逆、不會對抗。對她而言，成長的任務是快速執行別人的安排與規劃。

劉暢就讀于一所211院校，是該校新聞傳播學院研二的學生。

在劉暢的世界中，好學生不被允許犯錯。“就像我覺得應屆畢業生不能有空窗期，有空窗期，你的人生就不完美了。”劉暢說。

有段時間，為了追求完美，她發現自己變成一臺永動機，怎么也停不下來。研究生入學第三個月，劉暢就已經找到自己畢業論文的選題，并開始著手籌劃開題報告。同時，她不停地在校外找專業對口的實習工作，提前為秋招做準備。劉暢形容這種感覺就是，“如果沒人給我正向反饋，我覺得自己就是個沒有意義的人”。

劉暢的父親要求她從小必須對自己的事情負責。小時候，但凡做錯事情，劉暢就會有恐慌、焦慮、心跳加快等心理反應，擔心自己要承擔未知后果。在父母的指導下，劉暢按照他們的意愿選擇專業、學校，順利讀完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近期，劉暢報名參加了國考、省考等相關考試。她說，“因為害怕走錯路，我已經內化了這套規則。就像父母覺得我應該當公務員，我覺得自己就應該去考公”。

來半分是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教師。她對“好學生心態受害者”并不驚訝，在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下，一些家長在子女的成長階段，會產生一些偏執性的追求，盡一切努力不讓孩子體驗挫折、焦慮或失敗等過程。尤其在社會壓力持續增大的情況下，父母的期待也會隨之升高，會因無法承受失敗成本而加強對孩子的保護與控制。

事實上，迫于外界老師同學的壓力、家庭中父母給的壓力，這些孩子通常以滿足他人需求、獲得他人正向反饋為目標，甚至有討好型人格和完美主義傾向。這種情緒長期得不到有效宣泄與釋放，會產生比較嚴重的抑郁、焦慮等情感問題。

劉暢的自我內卷狀態一直延續到她研究生畢業。接連不斷的挫折打擊讓劉暢開始思考努力的意義。早早開題的她發現，選題因數據收集受阻只得擱置。“卷”過多項實習后，她依舊沒有在秋招時收獲滿意的offer。拿到手的offer薪資水平與她本科畢業就參加工作的同學無異。

這一切讓劉暢感到焦慮、失落與窒息。這一刻，她在豆瓣發了名為“好學生心態受迫害的一年”的帖子，并創建了“好學生心態受害者”小組，希望找到有過相同心態的人。

一定要將別人踩在腳下嗎

陳嬋是“好學生心態受害者”小組中的一員。

多年以后，當陳嬋已經就讀于復旦大學某強勢專業時，她依舊常常做噩夢，夢見高中的歷史老師在班上劃重點。

不過這次，她沒有跟著老師的講課節奏亦步亦趨地在書本上畫著紅紅綠綠的線條。而是道出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夢里她說：“求求你了，講點有用的東西吧！”

但10年前，陳嬋還意識不到這些。

彼時，陳嬋就讀于蘇北一家以“衡水模式”著稱的重點高中。學校會按照層級進行分班“理科強化班、理科普通班、文科強化班、文科普通班”。幾次不理想的數學成績，讓陳嬋落入金字塔塔底，她進了文科普通班。

學校的資源天平像蹺蹺板一樣倒向強化班，陳嬋第一次意識到“差學生”的殘酷性。那年學校開大學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強勢985院校紛紛來校進行宣講。由于學生人數眾多，并非每一個人都能聽到這些頂級院校老師進行介紹。陳嬋位于文科普通班，“順理成章”只聽到了蘇北地區普通211院校的宣講。

她內心有些委屈，又隱隱覺得哪里有點不對。當她再次回憶起那天時，她說：“就像你積極努力地在這個系統里爭取公平，實際上又不可能完全公平。”有時，在競爭中，“還不得不將別人踩在腳下”。

蘇州大學教授曾永國在研究中發現，“好孩子”反映了劃分層級教育的觀念。學校為了培養出棟梁之材，將孩子們分為不同的層級，給予他們不同的教育待遇。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種因材施教的方式，但實際上它加固了等級性教育的觀念。在現實中，甚至有的家長與教師為保證這種人為制造的學生結構，會告誡好學生不要與壞學生交往。但這種教育模式，一方面會讓“好學生”產生自我優越感與恐懼焦慮的情緒，另一方面也因成績下降而產生失落無助與自卑。

孩子的天性在過度保護中被束縛

我們要怎樣教育孩子呢？

來半分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她記得那時自己常在課間休息時與同學一起追跑打鬧。但現在，出于對學生的保護，老師在課間休息也會要求學生盡量不要跑動，以防意外發生。“其實打鬧、爭吵本身就是一種挫折教育，學生是可以在這些過程中學會‘沖突管理’。比如如何面對攻擊，怎么尋求幫助，如何協商解決等。”可在現行體制下，孩子的天性會在這種管制中慢慢被束縛，缺乏抵御挫折的能力。

幾年前，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洛莉·戈特利布（LoriGottlieb）在文章《如何讓你的孩子長成一個心理病人》中描述了這樣一群“特殊”病人。他們擁有幸福的家庭、慈愛的父母，甚至事業發展順利，但依舊在成年后常常感到迷茫、焦慮和失落。

而這位咨詢師認為，問題與學校和家庭的過度保護不無關系。當“好學生”只需要達到成績優異與順從這兩個標準時，她們所處的環境，會盡可能不讓孩子在其他方面體驗到不適或挫敗。但當這些孩子成年之后，挫折與失敗很容易讓她們陷入恐慌、無措的情緒泥潭，更嚴重的則會產生抑郁、焦慮、厭學等問題。

其實隨著社會壓力的增大，學校與家長的焦慮與擔憂在系統內顯得不無道理，但孩子的成長仍需更好的培植環境。來半生認為，首先要教會學生“理性”看待挫折。家長要讓孩子有暴露在挫折與失望之中的機會，并在困境中給予孩子足夠的愛與支持，從而激發他們處理應對問題的能力。其次，學校也在規章制度之內盡可能讓孩子的天性得到磨煉，引導學生積極應對壓力、正向面對困難。一個稚弱的孩子，只有在不斷面對挫折、痛苦、障礙的過程中，才能激發自我應對能力，成為一個健康、獨立、自主的成年人。

（應受訪者要求，靳成、陳嬋、劉暢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