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洮南市村民黃德義等18人，因為搭浮橋收費，而被判“尋釁滋事罪”的事件傳來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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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已經依法定程序對該案的申訴立案，目前正在審查中。此外，洮南市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向記者表示：“這次事件中我們做了深刻的反思，認識到了工作中一些不足，目前正在積極改進。”

2014年，以擺渡為業的黃德義，在河上用鐵殼船建了一座固定浮橋，并且收取一定的費用。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橋為由處罰并強制黃德義拆除浮橋，但在黃德義交了罰款之后的2019年2月，他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黃德義一家總共18個人被判刑，有人還因此丟了教師工作。

在現代社會當中，沒有審批就修橋，顯然是有問題的，但是，修一座浮橋方便農民出行、種地，至于動用刑事手段嗎？修浮橋的社會危害有那么嚴重，必須定18個人有罪嗎？

黃德義一家修的不是永久性質的“橋”，只在之前渡船的基礎上，焊了若干條鐵皮船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橋，在汛期、冰凍期都會撤走，對當地防汛、防洪以及生態環境，沒有造成嚴重的不可逆的妨害。當地農民反而認為，浮橋在拆了以后，只能選擇繞行，哪怕最近的鎮西大橋，也要多繞行70公里。而被收費最多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村民李某某，在被法院退還了2萬元之后，“左思右想覺得不合適”又把錢退還了黃德義家。

黃德義等18人，因為修橋收費而被追究了“尋釁滋事罪”，他們對應的罪狀是“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而尋釁滋事罪脫胎于1979年版刑法的“流氓罪”，其對應原始犯罪形態是：小混混為了耍橫稱霸，強拿、硬占他人的財物，但是財物數額不大、暴力手段不算嚴重，還不宜按搶劫罪處理的。但是，黃德義一家為修橋付出了資本和勞動，哪怕收費在法律上不合理，這種收費行為也和嘯聚一方、充當路霸車匪，“攔路收錢”有著本質區別。

正像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汪明亮所指出的，“能動司法反對形式上依法辦案，實質上不負責任的機械司法”，本案雖然形式上具備了“強拿硬要”等“尋釁滋事罪”的罪狀要件，但由于2013年兩高《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把此罪的動機界定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

顯然黃德義一家建橋收費，就是做一份經營，方便村民出行，根本就沒有“尋求刺激、發泄情緒”等目的，不具備與尋釁滋事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的必要性，不應認定構成尋釁滋事罪。

刑事法律的執行關乎公民的清白，關乎社會公平正義。法律的生命還在于實踐，不能脫離了具體的生產、生活場景，把刑事案件變成法律積木的拼裝游戲——刑法A法條，套用B司法解釋，再換算一下“涉案金額”，就計算出有罪、無罪，這就是典型的機械執法。

司法界有一句名言：“你辦的不是案件，是別人的人生。”掏了錢的農民不認為自己是“受害人”，浮橋沒有對當地自然資源造成嚴重損害，那么，造橋的“社會危害”在哪里呢？普通人憑著常識都認為不構成犯罪，辦理刑事案件不能違背常識，機械執法不是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