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并不僅是書架上的那些書本，它是生活本身。”在不同的作家眼中，用文學記錄生活，便是通過文字將瑣碎平庸的日常生活點亮。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警察榮譽》《花開山鄉》《人世間》等文學熱播劇在描摹現實生活細節的同時，也撬開了作家寫作生活的一隅，讓讀者開始在作家們構建的文學世界中，感受文學如何從現實生活中破土而出。

作為警察題材電視劇，《警察榮譽》帶給了觀眾不小的驚喜。編劇趙冬苓沒有將筆墨放在波瀾起伏的英雄大案，而是聚焦了基層派出所，刻畫基層民警群像，呈現基層社會百態，致敬平凡英雄，傳遞溫暖力量。為了寫扎實這部作品，她采訪了幾十位一線警察，也走訪了許多地方的派出所。“寫入劇中的案件大大小小幾十件，幾乎每一件都是從生活中‘撿’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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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生活中，基層民警面臨的事件不過是村民掐架、抓捕“尿不濕”盜賊以及護送流浪貓去醫院等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樣的生活雖然讓劇中有著英雄情節的輔警“大失所望”。但恰恰是這些生活細節的展示，再度引發了讀者和觀眾對于文學本質意義的思考。在趙冬苓看來，用文學記錄生活意味著要直面真現實、提出真問題，并且有著不浮夸、不偽飾、不溢美的表達。

長久以來，文學帶給眾人的印象往往是浪漫而又理想，然而趙冬苓嘗試著將文學的關注點落實在細膩而又具象的“日常”之中，帶領讀者及觀眾進入熱氣騰騰的生活之中。她用文字訴說著：文學的日常其實便是人間的日常。

對于先后做過農民、工人、作家、教師、政府官員的忽培元來說，用文學記錄生活意味著自己要“真實地泡在生活中”。由《鄉村第一書記》改編而成的《花開山鄉》便通過文學的方式為觀眾講述了當代青年在鄉村振興以及扶貧攻堅中的點滴日常。他認為，在這個高度城鎮化的時代，很多年輕人的腦海中已然淡化了有關鄉村的記憶。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借助文學創作，深入淺出地為大家展現了中國鄉村生活的真實面貌。

從中央下派到基層的青年干部，沒有商業化的逆襲和套路，忽培元不僅用筆塑造了像白朗這樣的新時代鄉村青年干部，也繪出了新時代鄉村的全景，展現了脫貧攻堅取得的成就，吸引著更多的青年走入新農村。

“一個真實的生活者，才能對生活有更深刻更準確地把握和體驗。”在他看來，《鄉村第一書記》正是通過真實的鄉村書寫，帶領著青年走出城市，走向山村，通過當代青年建設家鄉的探索視角，引導讀者及觀眾思考當下中國農民群體的真實生存狀態。

而對于親身經歷時代變遷的梁曉聲而言，他一直便有一個愿望，“即為當代的年輕人，補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歷史的認知。”因此在《人世間》中，關于周家3個子女的故事從未與最底層的勞動大眾及他們的生活發生脫節。梁曉聲筆下的《人世間》浸潤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普通家庭一日三餐的煙火氣。

在那個時代洪流中已然消失的“光字片”里，梁曉聲借助人物周秉昆訴說著家庭關系帶給眾人的情感溫度。周父去世時，周母緊握住丈夫的手；周秉昆出獄后，鄭娟與愛人的緊緊相擁無一不展現出《人世間》基于日常生活的情感基礎。經歷過變革年代的梁曉聲只是想要讓現在的青年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生與發展是由很多下崗勞動者用他們的堅忍為共和國轉型時期的大工業車輪鋪路。”而這些生活凝結的百轉滋味，最終也在《人世間》故事結尾處內化為一種對于勞動者崇敬的感情，一如作者訴說創作的初衷：“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間這一部分他者的命運，告訴另一部分人。”

雖然三位作家創作風格與選擇的題材各有異彩，但在構思的著眼點上卻不約而同地投向了生活日常中的酸甜苦辣與柴米油鹽，這不僅受他們的經歷影響，更因與他們一直低頭看向人民，腳踩大地的寫作態度密不可分。正如梁曉聲所說，“寫作不必裝深刻，用文字用故事展示人性中的真善美，讓讀者看完后能記住一些道理，這就夠了。”

謝宛霏 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