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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走下從深圳駛出的列車，被迎面而來的清新空氣吹拂時，我知道，老家已經在腳下了。周圍擁擠的人流迫不及待地向出口挪動，春節返鄉的興奮感不斷升騰。然而，對我而言，跟著父母“回家過年”，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在中國人的生活節律中，最不能更改的事大概就是“回家過年”。漂泊在外的人們，在歲末年關回到家鄉，與闊別已久的親戚過一個團圓節，不僅是一種傳統風俗，也是許多人長期在外打拼的“盼頭”和“念想”。家鄉是游子汲取力量的土壤、望眼欲穿的港灣，從“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到“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鄉愁是中國文化長盛不衰的主題。但是，對我這一代的許多年輕人而言，從小便少有交集的“老家”，更像一團陌生的幻影。父母眼中無比浪漫的鄉愁，在我們眼里是“回家過年”的責任。

為什么會這樣？法國哲學家芭芭拉·卡森在《鄉愁》中的自白，或許能為我們揭開答案的一角：“我不在這里出生，兒時和年輕時也不在這里成長。我不是科西嘉人，我生在巴黎，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生下我的孩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結構發生了快速而劇烈的轉型，大范圍、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顛覆了傳統的家鄉概念。我們的父母從小生長在自己的故鄉，熟悉一草一木與每一條巷陌，有許多或近或遠的熟人，他們的根深深地扎在這片土地里。而與上一輩不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在漂泊中成長的。

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從小在深圳長大，在廣州讀了大學，研究生留學3年后，又曾在北京與上海工作。我對家鄉的記憶，幾乎只有每年春節的匆匆一瞥，很難對它建立多少歸屬感。無數與我相仿的人，都在大城市里成長，卻又時刻被提醒：自己并非“本地人”，而是來自某個陌生的地區。更準確地說，“家鄉”只是父母一輩的家鄉。正如俄裔美國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所說：“一個人怎么能懷念從來沒有居住過的房屋？”人們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該在哪片土壤扎根，是一件很不確定的事。在人口頻繁流動的今天，家鄉這個概念在許多人心中變得模糊，也就不足為怪了。

鄉愁意味著對熟悉過往的懷念，時代的發展難免會損壞這些記憶。與中國文化對鄉愁的熱愛不同，“鄉愁”（nostalgia）一詞在歐洲被創造出來時，是被看成一種心理疾病的。有趣的是，當歐洲各國頻頻報道“思鄉病”的流行時，許多美國醫生驕傲地宣稱，美國不存在鄉愁，因為“這是個快速變化的國家”?；蛟S正是因為它變化太快，人們才難以扎根于此，沒有家鄉，自然就沒有了鄉愁。

我曾將深圳看成自己的故鄉，因為自己在這里長大，許多親朋好友也居住于此。但很快我意識到，深圳這樣一座大都市很難成為任何人的故鄉。它的變化太快了，每次歸家，它都變得十分陌生。那些熟悉的、狹窄的城中村被推倒，那些兒時熟稔的街道被重建，取而代之的是繁華的購物中心、整潔的公園、高聳的寫字樓。其變化速度之快，讓我每一次回來都要自問：“我是回家了嗎？”在這種節奏下，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情感與記憶只會被不斷拆解重構，那些被拆解的熟悉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家鄉之所以為家鄉的理由。

在社會快速發展的當下，我們注定要在不同城市漂泊，家鄉也注定在發展中變得陌生，“無根”可能是很多當代青年的感受。但這真是一件壞事嗎？倒也未必。哲學家康德認為，抱有鄉愁之人終究會失望，因為他們想回到的不是他們長大的家鄉，而是青春本身。

想象中的家鄉不可能再現，當我們選擇不再扎根在被父母指定好的土壤，轉而奔赴不同的土地冒險，就是認清了這一事實，并且鼓起勇氣去尋找令自己更有歸屬感的他鄉。有人說“吾心安處是吾鄉”，而我而我更偏愛芭芭拉·卡森的判斷——當自己、自己的親人以及自己的語言受到歡迎的時候，你就在家鄉了。

羅廣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