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系統是現代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之一。對普通人而言，借助各領域專家的知識和視野，感知和理解周圍環境的變化，是改善自身認知結構，增強應對各類現代社會風險與不確定性能力的重要途徑。然而近年來，屢屢有“專家”針對熱點社會公共議題，進行拍腦袋式的“建言獻策”，既劣化了專家與民眾的溝通質量，也削弱了大眾傳播中的社會互信。

有“專家”建議適當懲罰不生孩子的年輕人，還有“專家”建議低收入群體可以出租閑置住房或用私家車拉活兒增加收入。這類“專家建言”顯然無補于公眾對社會議題的認知。在這一背景下，許多年輕人發出了“建議專家不要建議”的聲音。這一方面是年輕人情緒的戲謔表達，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當下傳播環境的缺陷與弊病。這種現象，既在社會上引發了對立情緒，消解了公共議題的嚴肅意義，也大大降低了專家群體的社會聲譽。從傳播學視角出發，找出其中癥結，能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此類現象，也能促使專家群體改進自身問題，重建專家系統的社會公信。

(相關資料圖)

當前輿論場中，引發網絡群嘲的“專家言論”，大致可分為四類：

一是階層隔閡型言論。部分“專家”對中下層民眾生存狀況缺乏了解，導致其就社會公共議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嚴重脫離實際，一經提出，往往引發眾怒，甚至激起中下層民眾的階層對立情緒。

二是極端功利型言論。部分“專家”盡管是面向公眾發言，但其真正言說對象卻是公權力。他們發言的出發點，是迫切希望為決策者“排憂解難”，這就導致其“建言獻策”功利性色彩過于濃重，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的德性價值。“懲罰不愿生育的年輕人”就是這類言論的典型代表。

三是專業滑坡型言論。這類言論較多地出現在涉外公共議題中。部分“專家”盡管是在自身的專業領域面向公眾發言，但因其個人立場過于強烈，以至于以“個人愿望代替專業判斷”，導致其涉外議題預測的專業水準盡失，甚至屢測屢錯，不僅貽笑大方，也貽笑公眾。

四是迎合誤導型言論。疫情肆虐期間，公眾迫切希望借助相關領域專家的專業判斷，保護自身生命健康、指導生產生活安排，降低疫情帶來的沖擊和風險。但是部分“專家”為了迎合風向，發表了一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判斷，或面向公眾進行了不適當的藥物推薦。這些“專家言論”一定程度上誤導了公眾，也增加了公眾的不確定性風險。

從傳播學角度看，上述四種類型的“專家言論”各有其癥結，這才導致了“專家不專”。一是部分“專家”對言說對象的生存境況缺乏切實了解，導致其針對社會公共議題的發言脫離實際、凌空蹈虛；二是部分“專家”在面向公眾發言時，缺乏中立意識和專業精神，立場先行，導致其專業水準下降、發言內容質量堪憂；三是部分“專家”借助社交媒體平臺、直接面向公眾發言時，缺乏對平臺傳播特征的了解和自我把關意識，“建言獻策”過于隨意，以致謬誤流傳；四是部分“專家”面對權力或商業利益，在自身職業管轄權上讓步或妥協，導致專家作為知識權威與專業信源的社會聲譽受損。

推動專家與社會公眾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良性溝通，改善公共議題討論的氛圍和質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專家群體作為社會的知識精英，在圍繞社會公共議題發言時，應對言說對象的實際生存狀況有切實的了解，在以學術關懷社會的同時，保有一份對社會、對公眾的人文溫情；二是謹守專業分際和學術中立意識，不做公共權力或商業利益“代言人”；三是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善用社交媒體等傳播平臺；四是堅守自身的職業管轄權，面向公眾發言時，不以讓渡職業管轄權的方式進行利益變現或勾兌。

就作者個人觀感而言，近年來一些“專家言論”的不靠譜程度是讓人吃驚的。部分“專家”以一種俯視眼光，提出一些與現實格格不入、嚴重割裂的“建議”，最終淪為年輕人發泄不滿的“輿論稻草人”，并不令人意外。這背后一方面是“專家”的專業成色不足，另一方面則是“專家”們與不同代際、階層社會成員生存境況與現實認知的雙重割裂。對此，我們還應想方設法彌合不同群體的認知裂痕，從而讓社會討論更有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博士、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研究員）

陳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