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礦業大學校友吳幽因未履行1100萬元的捐贈承諾，成為失信被執行人，受到限制消費令。2019年4月10日，在中國礦大110周年校慶之際，2008級校友吳幽宣布捐贈1100萬元，這在當時是該校建校以來收到的最大單筆捐贈。為此，吳幽還接受了校方頒發的“中國礦業大學特別校務參事”等聘書，入選這一年的“中國捐贈百杰榜”。

然而，將近4年過去了，吳幽成為失信被執行人，表明這筆捐贈至今沒有落實到位。當初，吳幽在捐贈時許下的高端人才計劃基金、家庭經濟困難本科生海外實習基金、名人名師講座基金和創新創業基金，也成了一張張“空頭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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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承諾的捐贈沒到位，反被母校告上法庭，此事不乏戲劇色彩和爭議度。在多數網友批評校友“吹牛不負責”的同時，也有少數觀點認為母校討要捐贈款“不講體面”。隨著校友捐贈日益成為高校辦學資金的重要來源，類似情況恐非孤例。理清其中是非，對于規范教育捐贈、促進高等教育事業平穩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民法典的規定，雖然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但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銷的具有救災、扶貧、助殘等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不適用該規定。簡單地說，公益捐贈不能承諾了而不兌現，否則就要承擔相應法律后果。

也許，在一些人眼里，法律對公益捐贈作出的剛性約束的規定，似乎與傳統道德觀念不盡一致。在傳統觀念里，收到捐贈的一方應當是謙卑的，哪怕捐贈方未能履行當初的承諾，也不應該過度苛責。

然而，在現代慈善語境下，捐贈并非“施舍”。捐贈人和受助者是完全平等的，沒有道德地位的高低，只有責任義務的差異。作出捐贈承諾以后拒不履行，不僅給本該崇高的公益慈善事業蒙上一層塵埃，也會造成諸多實際損失和負面效應。

很多捐贈并非毫無前提的，捐贈人在贈與財物的同時，也能獲得實際回報。比如，吳幽當年就因其許下的巨額捐贈承諾而榮譽加身，一時間成為青年公益慈善新星，學生眼里的勵志榜樣。隨著社會知名度的提升，他個人謀求商業利益時也能享受到諸多便利。

此外，大額捐贈并非普通人之間的私下贈與，其中牽涉到復雜流程，即便捐贈款項最終沒有到位，很多成本已經產生。比如，為了接受捐贈，中國礦大當初專門舉行了儀式和報告會，學校主要領導紛紛出面對吳幽進行表彰。前前后后的人力成本、時間成本、必要的物資成本，不是一筆小數字。母校以其社會公信力的“背書”，更是一筆無形的成本。

在公開宣布捐贈并面向師生演講之后，吳幽至今沒有履行捐贈承諾，其行為對學生造成的負面示范也不容忽視。如果不讓吳幽為其失信行為付出相應代價，很多年輕在校生很可能受到錯誤價值觀的誤導——善于夸夸其談和“畫大餅”，卻丟掉了誠信的底線。

近年來，不乏有企業家因為承諾大額公益捐款受到社會關注。對于其中真心向善，以實際行動履行承諾的優秀代表，社會當然不吝盛譽。但是，對于一些有意欺瞞受助者、愚弄社會公眾、污蝕慈善事業的人，必須讓他們承受投機取巧釀成的苦果。“一口吃不成胖子”，投入公益慈善事業要量力而行，有一份力量獻一份愛心。

此事的發生，也給高校接受捐贈及其基金會運作提了個醒：在捐贈人的承諾兌現之前，不宜大張旗鼓進行宣傳。只有當捐贈行為成為既定事實，至少對捐贈人形成強有力的約束以后，高校才適合公開宣傳，讓捐贈人獲得相應的精神回報，同時激勵更多人以負責的心態踐行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