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詩壇，驟然興起的詩歌群體就有65個，涉及詩人200多位，而郭力家就是其中“特種兵詩派”的代表人物。郭力家的父母是湖南人，從小就生活在“湖南語境”的他，卻對東北的語言青睞有加，他的詩句里到處都是東北的口語。東北口語在他的詩歌里已經成為一把鋒利無比的劍，他用這把劍對現代詩歌，做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探索與實踐。

30多年間，郭力家創作了很多比較優秀的詩歌，編者從這些詩歌當中精選了一些有意思的詩句，并出版《天真美如詩——郭力家詩句集》一書。相比于花大量的時間讀一首詩而言，詩句條的形式，無疑更適合當下的碎片化閱讀。郭力家的詩是有趣的，更是有味道的，每一個句條都有多重意蘊，甚至上下兩個句條之間，也存在某種關系，讀起來總是耐人尋味的。詩句集中還有一點較為引人注目，就是里面插入了“喵星人”的繪畫，每一幅畫都是結合作者的詩句創作的，這樣一來，圖片與文字就有了互文關系，圖文互為見義，這更有助于讀者對文本的理解。

個體生命體驗的獨特性決定了詩人創作的內容指向。在郭力家的詩句集中，僅對“生命”的相關敘述就有84條，在一句句質樸的語言下面，隱藏著諸多生命的真相。“雪園深深/人生淺淺/怎么走/人民都走在自己的童年里”，郭力家的童心始終彌漫在他的詩句中，“天空與天真之間/你怎么飛翔都是一個孩子”，他借用孩子的眼光來杜絕假純真，擺脫世俗的庸擾、蒙蔽，在詩的語境里反復當一個孩子，以此來對付這個世界。“夏花芬芳逼人/告訴你人生是一次性盛開/沒有后方”，人生是“一次性的”，但一次性的人生也可以如夏花般絢爛，也只有人生，“苦難可以化作另一種節目”。郭力家在他的詩句中，不止一次地審視苦難，然而擁有一顆童心的他，可以將“苦難”變成人生的另類節目。或許在郭力家道出人生的真相以后，作為讀者的我們，應當在那些詩句中找到一顆悲憫之心，來實現情緒的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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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美麗地描繪一副面孔和描繪一副美麗的面孔，是全然不同的事。生命的面孔是多變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是郭力家選擇美麗地描繪苦難，就好像特種兵拿著大號的針頭縫補自己的傷口，看著迸射出的血，會將其看作是不滅的旗幟。“天好冷哦/我們分不開/冬天到時候就主動把你和我凍一塊兒了”，郭力家以戲謔的口吻說出生命是孤獨的真相，讀起來卻又忍俊不禁。“分別就像分錢一樣/越分越上癮”，郭力家筆下的生命書寫，初讀可能會開懷大笑，再讀也可能會低頭飲泣，最后破涕為笑，總之，將任由他的詩句在讀者的心里恣意馳騁。

日常生活書寫也是郭力家詩作的一大特色。他的詩句里充斥著大量的東北生活中常見的事物，他寫“善于舊夢換新顏/我一直想送你一個大紅雙喜的洗臉盆子/結果沒送成”“天天喜迎多少痛感的消息/才能在一鍋亂燉里/挑肥揀瘦/歡歡喜喜”“有品的東北男人/都是些樂于動口又動手的君子/要么手上扒苞米/要么嘴上當屈原/反正兩頭閑不住”，詩句中出現的“大紅雙喜的洗臉盆子、亂燉、扒苞米”等物象，本是無法進入詩歌的，它們并沒有達到詩的語言的標準，沒有含蓄性，也不能夠在詩句中營造出高雅的美感，但郭力家卻把這樣的物象放入詩歌中，相當于帶著鄉下人進了城。更為巧妙的是，當兩種完全沒有關系的物象出現在同一個場域中時，所形成的陌生化的效果，不僅增加了詩歌語言的張力，還喚醒了詩句中“屈原”們的生命力。

事實上，“移情于物”是中國詩人在創作詩歌時慣用的技巧，但時代在進步，若是當代人寫詩還在用“月”“梅”“鴻雁”等意象來抒情寫意，難免會陷于陳詞濫調的俗套。郭力家對語言的大膽嘗試，來源于他的敏銳觀察力和大膽想象力，他創作詩歌，直覺是第一要義，語言不過是一個個符號而已，語言完全可以接受直覺的役使，然后將這些符號自由組合，使句子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種野蠻的行為也為日常生活進入詩歌提供了可能，也為日常生活具備美學意義上的詩性提供了可能性。

“這個春天初步的美好是/反復借用了我的手/我的手反復送給了我/草木芳香的時間”，這句話中，不僅僅是使用了擬人和頂針的修辭手法，而且讓“春天”“我的手”成為詩句中的“他者”，脫離主體而存在，來完成一種詩性表達。“一棵樹告訴我/神馬詩意成長/誰在反復隨緣/誰得天人共賞/誰取冬暖夏涼/誰始誰終/立地流芳”，詩人在他的詩句中提升自然萬物的地位，一棵樹也能與之對話。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從自然界中尋得了走向通天神塔的路徑。

詩人從不孤獨，他可與萬物對話。

詩人從不吝嗇，他善于解放人的感覺。

詩人從不可怕，他的詩句放出的光芒，足以輝映天地。

正如他的詩句集的名字《天真美如詩》，天真——美如詩，天——真美如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