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興武（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迄今為止，南唐文學為世人所重者唯有李璟、李煜和馮延巳的淡雅歌詞，其實，在那個與中原政權南北對峙的偏安之邦，“四六”駢辭或許更能代表其兼收并蓄的文化氣質。南唐“四六”作家眾多，風采韻致各不相同；他們融會南北文風，以“古文”氣格行于“四六”之中，表疏章奏，頗造新局，為駢辭藝術的創變與發展貢獻良多。

南唐“四六”獨盛于五代，與南北分隔江表稱盛的歷史文化環境密切相關。

(相關資料圖)

唐末五代戰禍頻仍，中原地區“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武夫悍將“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禮戕害”。當此血雨腥風文章衰盡之時，楊吳和南唐政權先后相繼，割據江淮，保境息民，為南北文人的集聚和交流創造了條件。南唐代吳之初，“兩江土寓比諸侯最廣”，“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而開國之主李昪頗能崇文尚賢，禮待多士。中主李璟更是酷“好文學，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于諸國為盛”。后主李煜“才識清贍，書畫兼精”，又“精于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其在位之時，國勢頹危，但文化實力仍非他國可比。馬令《南唐書》云：“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其所舉諸人早負才藻，而盛名所成多在李煜時。

經過李氏三代的悉心經營，江南“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輳絳幃。俊杰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成為當時中華“文物最盛處”。從史料記載可知，從南北各地匯聚到南唐境內的文學才俊，大多都能在相對寬松的政治氛圍中施展才華，他們不僅造就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同時也促進了“四六”藝術的創新與變革。

南北文章至南唐而合其流，“四六”駢辭殊為大觀。

李延壽嘗曰：“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北史》）五代十國和魏晉南北朝頗多相似，而南唐文臣或自幽、燕、濰、秦等北方亂離之處逃死南遷，或自高郵、廣陵、廬陵、會稽等南國富庶之地躋身宦途，南北文人的切磨交流，使江南“四六”呈現出典雅舒暢的優美韻致。

南唐“四六”作家如密州孫晟，北海韓熙載、史虛白，許州江文蔚，扶風常夢錫，幽州高越、潘佑等，均為北國才俊。他們遠赴江表，所為制詔表書頗能體現北人氣質。如韓熙載于后唐天成初投奔楊吳，乃撰《行止狀》曰：“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世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謂自己“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戰”，能“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乃告吳主曰：“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狀辭雖稍嫌夸飾，然其才學富贍超逸放達的純質之情躍然紙上。史虛白“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此公雖隱居不仕，但“四六”才華仍為時人所稱道。《南唐近事》稱其“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輟。數食之間，眾制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

后唐進士江文蔚，南遷之后“與韓熙載名相上下”。沈括嘗云：“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鴥飛，類化作鴛鴦之后。’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賦既如此，作為“詩賦之苗裔”的“四六”便可想而知。高越與江文蔚齊名，早年“精辭賦，有名燕趙間”。后南移江表，歷官“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

江南自古為文章錦繡之地，而眾多北方名宿的加盟，自讓南國才子體會到質實明快的風度和情彩，“清綺”與“氣質”兩種文風的互鑒交融便自然產生。如被李穆稱為“二陸之流”的徐鉉、徐鍇即與孫晟、韓熙載、常夢錫及高越等北來文臣相交甚歡，耳濡目染之間遂有了“為文速則意思雄壯，緩則體式疏慢”的深切體會。徐鉉“四六”能兼采眾長，漸造淹雅，如曰：“魏帝《浮云》之句，不接輿詞；王融《曲水》之篇，無聞圣作。”“隨城封壌，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臨，時賴京師之潤。”其文既深含“清綺”逸韻，又不失剴切暢達。清人謂鉉“文章淹雅，亦冠一時”，不誣也。要之，從《騎省集》所收應用文章,便不難窺視到南唐文人兼收并蓄的勤勉樣態。

以“古文”氣格行于應用駢辭之中，為歐、蘇“四六”導夫先路。

駢文史家普遍認為，北宋“中葉以還，歐、蘇高唱古文，以古文氣格行之于四六之中，風起云涌，蔚為一代作風”，殊不知早在南唐時代，此風早已形成。南唐三主的制詔及孫晟、江文蔚、常夢錫、徐鉉及潘佑等所撰表書等，多以散文為偶對，不貴事典，格法氣韻與“唐代王言，率崇縟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者迥然不同。如李昪《舉用儒吏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意于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嫗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李璟《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云：“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李璟遣孫晟、王崇質使周，奉表曰：“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愿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這些詔表文字，多以散句為對屬，用典無跡，簡潔而質實，文法氣韻頗類“古文”。

從傳世作品可知，南唐文臣以“古文”為“四六”者極為普遍；如歐陽廣《論邊鎬必敗書》、徐鉉《招討妖賊制》、汪煥《諫事佛書》、潘佑《上后主疏》《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等，皆其顯例。保大初年，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及魏岑、陳覺等竊弄威福，遂致兵敗福州，朝野震動。時江文蔚官御史中丞，乃上書彈劾，曰：“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嘩，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此文一出，“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為之紙貴”。其文駢散結合，駢辭中多用經史全語，恰切精當，宛如己出，灑脫韻致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歐陽修《亳州謝上表》及蘇軾《徐州賀河平表》等“四六”名篇。

南唐有國僅三十九年，然“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并”。當干戈擾攘之際，惟有該邦能薈萃人文，使風雅不墜。偷安于亂世的南唐作家，不僅使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成為可能，更使駢文創作獲得了熔鑄眾長、另造新局的良機。江南文臣所撰制詔表書辭采灑落，超越駢散，文法氣韻實開“歐蘇”之先，其創新和變革的獨特價值，理應得到駢文史家的全面梳理和考察。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15日?13版）